在被称作“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林林总总的寺庙；已与灵异的自然景象融为一体，喻示着宗教对这方上地的人文精神非同一般的渗透。

古代藏民崇信的原始宗教名为“本波”，俗称本教。在佛教传入之前，本教势力昌盛。既控制地方军事政务，又左右地方国计民生。甚至借神的旨意；要挟王室贵族。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公元？－６５０年）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出于为消除各地本教势力对统一政权的威胁等多种原因，松赞干布大力倡导兴佛，以佛教偶像崇拜、神权至上主教义巩固新生政权。他先后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前者带去了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后者带去了释迎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和三百六十卷经典。松赞干布还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自此由中原地区和尼泊尔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

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佛教与本教的冲突，或者说崇佛与反佛的斗争。在西藏反反复复。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由于藏王支持。崇佛势力大行其道。这段时期，西藏修建了首座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桑耶寺。至九世纪初。西藏佛事兴旺。寺庙林立，兴佛活动渐臻顶点。

但随后藏王室发生内江，达玛被拥立为王，其在位五年（公元８３８－８４２年）。本教振拔。在此后的一百余年中，西藏佛教几近荒寂。及至十世纪末，西藏佛教再度兴起。由于王室分裂。地方割据。西藏佛教教派纷呈。其中著名教派有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当派、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等。藏史学家把从松赞干布兴佛到达玛灭佛这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把此之后西藏佛教复兴并形成诸多教派的这一时期称为“后弘期”。

前弘期西藏建寺之风极盛。著名寺庙除了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之外，布达拉宫最早也建于这一时期。二百年间，较为发达的汉族文化不断渗入西藏，陆续进藏的汉族工匠带去了各种技艺。与此同时，印度梵文经典被大量译成藏文。其中包括专门讲授寺庙和佛塔建筑、佛像造像规则与方法，以及曼陀罗（梵文音译，意为“坛”、“坛场”）制作技巧等工艺的经书。汉、印寺庙的建筑风格开始体现在西藏佛寺的建筑之中。但这一时期的寺庙，传世极少，所存也多为残垣。

后弘期，随着佛教复兴而不断涌现的西藏寺庙，无论在建筑布局还是在社会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割据的地方封建农奴主往往又是寺院的大施主，或是袈裟在身的僧人，实为僧俗一体，政教不分。十三世纪中叶，地方事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宗教首领管理。明、清两代沿袭了这种“政教台一”的政策。几百年间，西藏宗教首领兼做地方统治者、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大权于一身。这种制度致使西藏寺庙在布局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前弘期寺庙多建在平川地带，后弘期则多依山而建，且除了佛殿经堂，还有府邸官署；以及城池、碉堡等军事设施。这无疑是寺庙的宗教功能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扩展。寺庙最终成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社会制度的中枢。在创造了辉煌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严重阻滞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普及。

西藏佛教僧人的修行，包括显密二宗完整的修习次第，密宗为最高修习阶段。显宗、密宗是佛教修佛的两大途经。西藏各教派之间曾有显密之争，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认为显密二宗相辅而行，并不相悖、提出了先显后密、显密共修的修习程序，强调必须在显宗深厚的基础上才能系统修习密宗。

西藏佛教各派的修习组织制度和次第大体相同，与格鲁派几无二致。憎人入寺学习，必先进入显宗扎仓（僧院）读预备班，之后方可升入正班。正班分年级就读，学完规定的全部经典之后，才有资格参加格西学位考试。格西是藏传佛教各种学位的总称，通过不同途径或不同方式的考试，可获取不同名称的格西学位。获取格西学位意味着显宗修习的完成，可升入密宗扎仓（或称密院）专修。进入密院后，须自择上师（师父）。并由上师作密门灌顶仪式。上师通常以装在宝壶或宝瓶里的水洒在弟子头顶上，并让其喝下盛在人头骨碗里的酒，以告明弟子要冲净意念中的不净之物，然后授法。每修一种密法都要作一次灌顶，只有经过灌顶才能进入密宗修习步骤和次第。密院注重苦修、苦行，无论寒暑，每日均须上殿四次，在铺以卵石的座位上席地而坐，赤足修炼，直至由显入密、修到成佛，冠以活佛之名。

活佛有不同等级。如格鲁派，最高一级的活佛是达赖和班禅。格鲁派认为，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始于公元１５７９年。“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上师”。经清朝顺治皇帝于公元１６５３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班禅这一称号，始于公元１６４５年。“班”是梵文“班智达”

（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公元１７１３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梵语，意为“珍宝”。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在这两大并行的活佛体系之下，依次又有代理达赖和班禅主持地方佛教事务的摄政活佛、执掌各大寺庙的活佛、驻京禅师、达赖和班禅的经师、扎仓活佛、中等寺庙的堪布（扎仓主持），以及数量较多的一般活佛。活佛有自己的喇让（私邸），较高等级的活佛的喇让称为颇章（宫），最大的颇章是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和班禅大师的德钦颇章。过去，修建寺庙的经费和活佛喇让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化缘、募捐、念经作法、施主布施、信徒奉纳、经商以及放高利贷收租等，清政府也曾给子高额资助。活佛支配寺庙财产，并拥有很多私人财产，包括农奴和属民。当然，他们也是社会上具有较高佛学造诣的学者。

藏文佛教经典种类繁多，十四世纪后半叶得以汇编的《大藏经》，分为《甘珠尔》（佛语部）和《丹珠尔》（论部）两大部，共收书四千五百六十九种。为保证藏传佛教经典和各类文化典籍的整理印制，印经院应运而生，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的印经院，即为西藏的两大印经院。

毫无疑问，佛教经典和其他文化典籍也孕育了诸多具有民族色彩的艺术。如唐卡、壁画、铜雕、木石雕刻，以及金银饰物等，其中不乏稀世珍宝。

几十年来，中国中央政府用于西藏寺庙修复、维修和保护的专项资金超过了二亿元人民币，使著名的桑耶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夏鲁寺、白居寺等文物古迹得以保存完好。近年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整理大昭寺周围环境，同时，总投资１１００多万元，为期３年的“阿里地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已通过全国文物专家的全面验收。这项工程包括对著名的古格遗址、托林寺的壁画进行全面的维修和保护。２０００年，中央政府又投资４９０多万元人民币。更新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的防火设备，并将组织多学科专家完成布达拉宫第二期维修和萨迎寺维修前期勘察、论证工作。这是继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４年中央政府投资５３００万元维修布达拉宫后，对其又一次全面“诊断”和“救治”的举措。现在，西藏不同宗教之间或佛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已不复存在。现代文明在改造着西藏社会的同时，也让西藏寺庙灵光常驻。